古代贤明的君王注重用诚信来调整君臣之间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唐太

古代贤明的君王注重用诚信来调整君臣之间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唐太宗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魏徵上疏也强调说：“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得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可见诚信乃立身、立国之本。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自古帝王凡有兴建营造，必须要顺应民心。当年，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用的人力极多，民间却没有怨言，这是因为大禹在实现百姓的愿望，为民造福的缘故。秦始皇兴建宫室，却遭到百姓的咒骂议论，那是因为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他一己的私欲而已，并非与大家共有。近来，我想建造一座宫殿，木料已经准备齐了，但想到过去秦始皇的行径，就不再营建了。古人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不寻求那些满足私欲的东西，那样民心就不会乱。’由此可知，一个人若见到那些能满足私欲的东西，心一定会乱。至于精雕细刻的器物、珠宝玉器和服饰珍玩，如果任意骄奢享用，国家危亡的日子立即就会到来。从今以后，王公以下的住宅府第、车服、婚嫁、丧葬都要按照品级设置，不合规定的，一概禁绝。”于是，在这条命令实施后的二十年间，社会风俗崇尚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国库充足，民间没有饥寒之苦。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靡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二年，一位公卿大臣上奏说：“依照《礼记》所说：夏季最后一个月，可以住于台榭。如今夏暑尚未消退，秋季的绵绵细雨刚刚开始，宫里低处潮湿，请陛下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唐太宗说：“我有气息不顺的毛病，不适宜住在低处潮湿的地方。可是，如果我同意奏请，就会花费很多钱财。从前，汉文帝准备兴建露台，因为不愿花费相当于十户人家家产的经费而作罢。论德行，我比不上汉文帝，可兴建的费用却要超过他，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该有的行为吗？”公卿大臣们再三恳请，唐太宗始终没有同意。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住在宏伟华丽的宫室殿宇里，纵情游览水池楼台，是帝王所乐，却非百姓所愿。帝王之所以喜好这些，是因为这些可以满足放纵的逸乐之情；百姓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他们不堪劳苦疲累。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那就是恕。自己不愿意做的，切记不要强加给别人。’劳苦疲累的事情，帝王实在不该强加给百姓。我被尊为帝王，富有四海，什么事情只凭我一句话就可以办到，但我却做到了自我节制，如果百姓不愿意，就一定要顺应民情。”魏徵说：“陛下的确爱怜百姓，经常节制自己以顺应民情。我听闻‘克制自己的欲望，顺应民情的，国家就会昌盛；劳苦百姓来博取自己享乐的，国家就会灭亡’。隋炀帝贪得无厌，奢侈无度，有关部门供奉的物品、修建的工程，稍不称心，就要遭到严刑峻法。上边有所喜好，下边必然要顺从，君臣上下都无限制地放纵淫逸，所以很快就亡国了。不只是书上这样写的，这也是陛下目睹的事实。正因为隋炀帝无道，所以上天才让陛下来取代他。陛下如果知足，那么现在就能够感到满意；如果不知足，即使超过现在千倍万倍，陛下也不会满意的。”唐太宗点头说：“你说得对，也很好。不是你，我怎能听到这些话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近读《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凤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辞情甚切，聪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见此事，可以为深诫。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今于蓝田采木，并已备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近来读《刘聪传》，书中说刘聪准备给他的刘皇后建造华丽的宫殿，廷尉陈元达对此痛切陈词，竭力劝谏刘聪不要这样做，刘聪听后大怒，命令把陈元达斩首。后来，刘皇后亲手写了奏疏替陈元达求情，在文辞和情感上都很恳切，刘聪的怒气这才平息下来，而且内心感到很惭愧。人们读书，都是要增长见识，使自己获得好处，我看这件事，可以作为深刻的警告。近来，我想营建一座宫殿，并加造层楼，现在从蓝田采办的木料，都已齐备，但遥想起刘聪这件事，我就把这项营建工程停止了。”

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未闻于封树；后世贻则，乃备于棺椁。讥僭侈者，非爱其厚费；美俭薄者，实贵其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谷林有通树之说；秦穆，明君也，橐泉无丘陇之处。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斯皆怀无穷之虑，成独决之明，乃便体于九泉，非徇名于百代也。洎乎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玙璠；桓魋专宋，葬以石椁，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玄庐既发，致焚如于夜台；黄肠再开，同暴骸于中野。详思曩事，岂不悲哉？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征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说：“我听说，死是人生的终结，它让人回归到自然；葬就是收藏，要让别人不能再看到自己。上古流传下来的风俗，并没有堆坟树碑；后世遗留下的规则，才准备了棺材。有人讥刺葬礼奢侈，这并不是吝惜钱财；节俭薄葬者，则是避免贻祸自己和子孙。所以，唐尧是圣明的帝王，死后葬在谷林，仅在坟边栽上树木作为标记；秦穆公是英明的君主，去世后葬在橐泉，并没修筑高大的陵墓。孔子是孝子，他把双亲合葬在防这个地方，只有墓穴而不堆坟；延陵是慈父，他本可以在蠃、博两地之间埋葬他的儿子，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们心里有着长远的考虑，做出了英明的决定，他们把尸体安然地埋于地下，不是为了获得后世的赞美之辞。相反，吴王阖闾违背礼制，用珠玉做成野鸭大雁，作为陪葬；秦始皇荒淫无度，坟墓里有水银做的江河大海；季孙在鲁国独揽政权，他用美玉装殓尸体；桓魃在宋国专权，墓葬建造石椁。这些人都是因为在墓里埋藏了大量的财物而招致灾祸加速到来，由于墓里有利可图而遭受耻辱。有的坟墓在被发掘之后，葬器都被焚烧在墓穴中；有的棺椁被打开，尸骸暴露在旷野。仔细思量往事，岂不让人悲哀。由此看来，奢侈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节俭的人可以为人师。我位居四海之尊，承接百王之弊，如果不明白如何教化百姓，睡到半夜都会为之恐惧忧虑。虽然现在丧葬的法规，在仪制中已经有详细的记载，对违礼的处罚，也在刑书中写明了，但是皇亲贵族之中依然有很多人还在沿袭着陈旧的习俗，民间很多百姓也在葬礼上奢侈靡费，伤风败俗，用厚葬来供奉死者，用高坟来表示孝道，衣被、棺材力求雕刻华丽，灵车、冥器也尽用金玉装饰。富贵人家破坏法度，相互炫耀，贫穷之家倾家荡产，彼此攀比，这样做有伤风俗，无益教化，造成的危害已经很深了，现在，对此应予以惩治革除。凡王公以下，直至百姓，从今以后，希望各州府的官员严格检查，葬礼如有不遵照律令格式的，根据情节定罪。京城里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如有违反，要写下罪状上奏朝廷。”

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