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撰写帝王起居注的史官。一次，唐太宗问他：“你的起居注，都写些什么呢？大概主要是写帝王的日常生活吧。我想看看起居注，用帝王的得失来警诫自己。”褚遂良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帝王言行的左史和记录帝王行为的右史，无论好坏全部记录下来，以期望帝王不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可是，我却没听说过帝王自己要看关于自己的史书。”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们都记录下来了吗？”褚遂良说：“我听闻坚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怎么可以不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呢？”黄门侍郎刘洎说：“帝王有过失，就像日月有日蚀、月蚀一样，人人都看得见。即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老百姓也都会记住的。”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看以前的史书，都扬善惩恶，足以规劝警戒后人。但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当朝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自己看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书，可以警戒帝王，让他们不做非法的事情。只是怕有触犯帝王旨意的地方，所以不让君主本人看到。”唐太宗说：“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现在我要亲自看看国史，如果记有好事，自不必说；如记有不好的事，我将引为鉴戒，并加以改正。你们把撰写抄录好的国史送过来吧。”于是，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按照以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撰写成唐高祖和唐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呈献给唐太宗。唐太宗看到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被说得很含蓄，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从而使周室得以安定；季友用毒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的道理相同，目的都是安定社稷，以利万民。史官执笔，何须隐晦呢？你们应当立即改削虚饰之词，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清楚。”事后，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只有国史，足以惩恶劝善，如果国史写得不真实，那么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实录》，这实在是国史的正当撰写方式啊。”

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并且，对史官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也很关注。他认为：“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还提出：“今欲自看国史者，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戒，使得自修改耳。”他鼓励史官直言，要求史官对“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这在古代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礼记》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所以周文王叫昌，但《诗经》中写有‘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可是鲁庄公十六年的《经》书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唐太宗下诏说：“依照《礼记》，两个字的人名依道理不必一一避讳，孔子是位通情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也不是没有指出过。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和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治藩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确立规范，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命李元晓等皇子不得接受兄长吴王李恪、魏王李泰的拜礼。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比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到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学习正确的礼仪规范。”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